劉少奇傳簡介 一九六一年劉少奇的故鄉之行

來源:初中 發布時間:2019-04-22 04:24:11 點擊: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關于各地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消息,而讓全國人民感到有點兒驚訝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很少見的并沒有聚集在一起度過,而是分散在各地和當地的群衆在一起。毛澤東在上海,周恩來在邯鄲,朱德在成都,而劉少奇在長沙,這也是劉少奇闊别故鄉40年之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
  一
  1959年廬山會議後,我國經濟建設再次陷入一味強調“大幹快上”的誤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在“反右傾”思想的影響下,對經濟形勢表現出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已經造成并正在惡化的嚴重後果依然沒有清醒的認識,“繼續躍進”成為全黨的行動口号。1960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我們不但對于1960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于整個60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
  這種“繼續躍進”的盲目樂觀情緒在中央以及各地各部門的具體決策中清楚地表現出來。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過高地規定1960年度鋼産量為1840萬噸,糧食産量為6000億斤,并脫離實際地提出在今後8年中,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過渡的設想。會後,各地和各部門遵照這次會議的精神安排1960年的計劃和工作,有的部門還提出了比這次會議所規定的指标更高的“第二本賬”“第三本賬”,從隊有制過渡到社有制也在一些地區開始試點。這就使高指标、浮誇風、“共産風”在全國更加蔓延開來,比例本已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
  劉少奇出席了1月上海會議。對中央的決策,劉少奇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但随着情況的發展,他對國内經濟狀況是擔憂的。
  劉少奇的擔憂被現實所證實。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不能不受到現實的懲罰。高指标和“共産風”造成的嚴重後果正在日益顯露出來,當超過一定限度後,終于導緻工農業生産和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令人震驚的大滑坡。1960年上半年,工業發展的勢頭不但沒有按照年初預計的那樣繼續躍進,反而呈現全面下滑的趨勢,而且越滑越快。到第二季度,鋼的日産量連續下降,20種主要工業産品中有18種完不成産量計劃,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種。農村的形勢更加嚴重。由于1959年虛報糧食産量和高征購的結果,許多地方把農民應留的口糧和種子糧也征購走了,各地糧食供應普遍緊張,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日益突出。從1960年上半年,全國進入經濟嚴重困難時期。
  嚴峻的現實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頭腦冷靜下來。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讨論國内經濟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題為《十年總結》的文章,重新倡導“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鋼鐵生産中的高指标和農村工作中“一平二調”等問題提出質疑和批評。
  劉少奇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并在實際工作中積極加以貫徹。6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開有各大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以及國務院各部委部分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座談會的主要議題是讨論上半年經濟工作和人民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會議一開始,劉少奇就開門見山地把國内形勢的嚴重性擺到大家面前:“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劉少奇代表中央對問題的産生承擔了責任:“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面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
  劉少奇這次講話,把經濟形勢的嚴峻性毫不含糊地提到全黨特别是黨内高級幹部面前,對于認清形勢、轉變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
  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一方針的提出,在黨對國内形勢的認識上是一次飛躍。這一事實表明,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盡管對當時經濟形勢的認識還不完全一緻,但總的說來,畢竟已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國民經濟在經曆了1958年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兩次“躍進”後,積累起來的問題已日益嚴重,不實行調整政策是不行了。這樣,從全局來說,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
  二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過去兩年的失誤中,農業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暴露的問題也最多。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是首先從農村開始的。為了更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徹底明了農村的現實狀況,劉少奇決定自己到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對情況作出判斷,采取正确的決策。
  1961年4月1日,劉少奇來到長沙,開始為期44天的湖南農村調查。
  當時那幾年,劉少奇到各地視察的時間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往的調查往往是走的地方多,但不深入,沒有把情況和問題真正摸清楚。這一次,他下了很大的決心,對下去調查制定了嚴格的紀律。離開廣州前,他曾對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說過:這次去湖南鄉下,采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闆,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衆。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到湖南後,他又向陪同的工作人員重申了這條紀律。
  劉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鄉炭子沖隻隔十多裡的甯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産隊。從4月2日到8日,劉少奇在這裡住了6天。
  劉少奇的“住所”是原生産隊養豬場的一間破舊空房。在這間簡陋的住所中,劉少奇聽取了先期到湖南調查的中央調查組和湖南省有關領導幹部的彙報,并到王家灣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場同社員談話,了解群衆對食堂、分配、住房以及生産方面的意見。經過調查,劉少奇對湖南農村的真實狀況有了初步了解,對農民群衆生活上的困苦狀況和造成的原因有了直接的感受。他在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談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甯鄉縣問題這樣嚴重,如果說天災是主要的,恐怕說服不了人。沒有調查研究,這個教訓很大。餓了一年肚子,應該教育過來了吧!”   劉少奇決定,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暫時不回家鄉,而選擇一個比較典型的生産大隊再做一番認真的調查。他在長沙同省委研究,決定先去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
  天華大隊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樹起的一面“紅旗”。劉少奇來以前,中央曾派一個調查組在這裡調查了一兩個月。他們認為這裡是生産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寫了報告。實際情況卻是:由于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天華大隊糧食連年減産,平均主義、虛報浮誇現象嚴重存在。當地幹部采取統一口徑、弄虛作假等手段,隐瞞實情。中央調查組因此得出了同事實不符的結論。劉少奇在這裡住了18天,采取一面調查研究、一面解決問題的方法,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終于逐步摸清了情況,解決了一些群衆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公共食堂問題。天華大隊共20個生産隊,1100多人。1958年以來,先後成立了15個公共食堂,社員集中食宿,人均口糧隻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養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幹部多吃多占等因素,給社員生活造成極大困難,嚴重挫傷了他們的生産積極性。食堂問題成為社員生活中突出的矛盾。
  4月13日和14日,劉少奇連續召開大隊幹部座談會和生産隊幹部座談會。在征求對公共食堂的意見時,幹部們一緻表示,食堂有優越性,應當繼續辦下去,隻是可以劃小一點兒。劉少奇從他們的言談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縛,這些幹部沒有反映真實情況。劉少奇沒有責怪他們。15日,他去察看天華大隊施家沖食堂,當天下午他又邀請施家沖部分社員座談。會議開始時,劉少奇說: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劉少奇的誠懇态度感動了與會群衆,打消了他們的顧慮,大家紛紛訴說入食堂後生活上的不便和對生産的影響。劉少奇還走訪社員家庭,把群衆對食堂的批評歸納為8條,講給社員聽,大家都很贊成。
  結論産生于調查之後。4月17日,劉少奇參加中共天華大隊總支委員會會議,說:看來,1958年10月1日一聲喊,食堂就辦起來,那是大錯誤,應該吸取教訓。辦食堂有一個很大的平均主義。看來多數社員是不願意辦食堂,要求散。準不準散?我看應該準。19日,劉少奇聽取調查組的彙報。在彙報會上,他說:“現在必須看到在食堂問題上,我們同農民群衆有尖銳的矛盾,這是影響工農聯盟的。人民共和國的鞏固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隻靠威信命令來維護,已經維持3年了,這對共産黨來說是危險的。群衆很好,農民在等待共産黨表示态度,還沒有喪失希望。如果還不表示态度,農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動了。”又說,“不是我們提倡散,而是群衆要求散,要允許群衆有這種自願。”針對過去宣傳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現在散有顧慮的思想,劉少奇指出:“食堂是強制組織起來的,就不是社會主義的陣地,而是平均主義的陣地。”
  解散食堂是關系社員生活的一件大事。調查組同公社、大隊幹部做了多次研究。劉少奇在研究時指出:現在90%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脫離了90%的群衆。共産黨員的義務是要經常了解群衆的要求,反映群衆的要求。食堂不講散,講退。願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願意在食堂吃飯的,可以還在食堂吃飯。在劉少奇的建議下,決定由群衆自願選擇退留。這個決定受到社員群衆的熱烈歡迎。不久,天華大隊的食堂陸續解散了。
  糧食問題,也是天華大隊的突出問題之一。虛報産量和高征購,使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難以得到保障,健康情況惡化,嚴重損害了社員生産積極性。扣除國家征購的32萬斤糧食,全大隊人均糧食隻剩330斤,還要留下種子和飼料,社員口糧嚴重不足,處于半饑餓狀态。劉少奇充分聽取群衆和基層幹部的意見,重新核定國家征購糧食數量,并采取鼓勵生産的措施。
  山林問題。天華大隊原有山林4500多畝,盛産竹木。天華山海拔430米,是其中最高的山峰。山上竹木繁茂,古松成群,素有“天華八景”之稱,天華大隊由此得名。“大躍進”以來,由于大煉鋼鐵,大辦食堂,濫砍濫伐十分嚴重,山林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天華山上原有的3個生産隊被迫陸續搬下山來。劉少奇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決定上天華山去實地調查。4月25日,他和調查組幾位成員沿着山南的石級,登上天華山,沿途看到很多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位陪同人員看到劉少奇登山很吃力,順手砍了一棵小樹給他做手杖,劉少奇拒絕了,并且告誡大家“要愛惜樹木”。回到山下,他在一次會上說:“我到天華山一望,山都挖得稀爛的。年老的農民都懂得,再不禁止,讓他挖下去,将來是一大害!這件事要嚴格禁止,請你們省委、縣委注意,不要放松下去。”
  民主和法制問題。在天華大隊調查期間,劉少奇多次指出:要從根本上總結經驗教訓,就必須從政治上解決講民主、講法制的問題。對于農村中這幾年發生的錯誤,他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指出,某些農村幹部不走群衆路線,不講民主,不講法制,也有重要責任。針對農村基層幹部中存在不聽取群衆意見,搞強迫命令,甚至打人罵人的現象,他在對縣、社和大隊幹部的談話中說:“什麼事情都要由群衆來作決定,這是一條基本原則。這3年,就是沒有讓群衆當家做主,什麼拆房子呀,搞居民點呀,如果讓群衆當家做主,這些就辦不成。”他建議在農村中成立社員代表大會,一切上級的指示,都要經過社員充分讨論,才能實行。特别是關系群衆切身利益的問題,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
  民主要有健全的法制作保障。對于農村和基層組織的法律觀念和法制建設,劉少奇給予特别的關注。
  1960年下半年曾發生這樣一件事:湖南郴縣鯉魚江電廠青年女工劉桂陽,因為看到湖南農村在公社化以後發生的種種問題,隻身北上北京,在中南海國務院北門外張貼不滿人民公社的标語,被郴縣人民法院定為敵我矛盾,判處有期徒刑5年。劉少奇了解後,認為這樣處理是錯誤的,建議對案件進行複查。湖南省公安廳對案件複查後,給中央的彙報中提出:劉桂陽一貫表現較好,同共産黨在根本利益上沒有矛盾,張貼标語的動機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為目的,因此可按人民内部矛盾處理,建議無罪釋放。1961年2月,劉少奇在《公安工作簡報》第8期刊登的湖南省公安廳對劉桂陽案處理意見一文上批示:“我同意湖南省公安廳對劉桂陽案的處理意見。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議張平化同志親自找劉桂陽談一次,一方面适當地鼓勵她認真向中央反映農村情況,另一方面适當地批評她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導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這次來湖南,劉少奇又一次提起這件事。他對湖南省公安廳負責人說:“根據什麼判她的罪?法律有這一條嗎?無非是根據她寫了‘反動标語’,反動标語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她跑到北京,還相信中央,這能說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嗎?她對公社的認識有錯誤,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但這不應該判罪。”
  在天華大隊調查期間,劉少奇又了解到,一些基層幹部因對“左”的錯誤做法有不同意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了職,受了批判。劉少奇認為,這是造成不敢講真話的重要原因。他在會上明确指出:“不能給農民和基層幹部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過去主張散食堂,認為密植太密、主張稀一點兒,認為高指标太高、主張低一點兒,因而戴了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都取消。這樣,就可以解放一大批人。”在劉少奇的直接過問下,一批受了不公正處分的基層幹部恢複了工作。
  劉少奇在調查期間還過問了一個“飼養員破壞耕牛”的案子:天華大隊的一頭耕牛在1957年2月死亡,解剖後在牛肺内發現一根三寸多長的鐵絲,就認為是飼養員馮國全有意破壞。馮因此遭到批鬥和關押。調查組向劉少奇彙報了這件事,劉少奇當即指出:“這不可能吧?牛皮那麼厚,牛勁那麼大,怎麼能釘進去呢?這件事還要查,不僅要查當事人,還要問問老獸醫或專門學過這種醫的人。”并指示省公安廳對此進行複查。省公安廳經過調查,查明鐵絲是一個小孩兒出于好奇喂給牛吃,然後竄到肺中造成死亡的。馮國全破壞耕牛案完全是冤案,省公安廳為馮國全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寫了《關于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社員馮國全破壞耕牛一案的調查報告》。劉少奇在審閱這個報告後寫信給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各地如馮國全這樣的冤案還是有的,應由各地公安政治機關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作出合乎實際情況的結論。”
  通過這幾件事,劉少奇感到,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必須在農村中加強法制建設。他說,以前我們的執法機關都設在城裡,群衆告狀或解決糾紛十分不便,應當在農村區一級設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衆告狀,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時正确解決。經過湖南省委同有關部門的努力,長沙縣農村區人民法庭在4月底5月初先後建立。劉少奇回到北京後,認真審閱了長沙縣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區人民法庭的報告,并轉給中央負責公檢法工作的彭真、謝覺哉。不久,全國各地普遍建立起區人民法庭。這一措施,對推進我國農村的法制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劉少奇在天華大隊期間還就社員住房問題、社辦企業、農村手工業、農村商業以及國家職工在農村的家屬的待遇等問題作了調查。5月11日,劉少奇在甯鄉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報告了在天華大隊的工作情況。從4月12日到30日,劉少奇在天華大隊整整調查了18天。
  三
  劉少奇在長沙度過了五一勞動節。那天,他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胡績偉等談話,指出:3年來,報紙在宣傳生産建設成就方面的浮誇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标,放“衛星”,《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報上的一切文章都應該是調查研究的結果。第二天,他到了甯鄉縣城,聽取縣委彙報工作。
  5月3日,劉少奇踏上故鄉的土地。他謝絕縣裡為他在花明樓公社安排的住所,而是住進炭子沖舊居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炭子沖是劉少奇出生和度過青少年時期的地方。1920年他經上海赴俄學習投身革命以後,隻在1925年因為在長沙養病回過一次故鄉,至今已闊别36年了。炭子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引起了劉少奇的回憶。然而,他更關心的是今天故鄉人民的生産和生活。
  在故鄉,劉少奇繼續進行農村情況的調查研究。他察看炭子沖和附近生産隊的農田,走訪社員家庭,同家鄉農民和基層幹部促膝長談。他對農民說:這幾年,聽說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員吃不飽,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回來看看,回來得晚了,對不起社員。現在的政策還沒有搞好,政策要大家來讨論。在家鄉的6天中,他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對農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困難的原因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一次,在同農民談話時,劉少奇問: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農民們回答說:天災有,但是小,産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有一次,他問幾個農民,1960年門前塘裡的水是不是車幹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車幹了?農民們回答說,還有半塘水。安湖塘是離劉少奇家不遠的一口大水塘。他記得,小時候有兩年家鄉發生旱災,安湖塘和門前塘的水都車幹了。這次還有半塘水,可見旱災并不像所說的那樣嚴重。這兩件事給劉少奇留下很深印象。後來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劉少奇多次引用這兩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農村困難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造成的。
  5月7日下午,劉少奇邀請炭子沖部分農民和基層幹部到舊居座談。在談話中,他首先對這幾年的困難承擔了責任:“我将近40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不起你們。這次回來,看到這裡工作搞成這個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接着,他對同群衆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談了自己的意見。
  談到食堂問題時,他說:“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麼回事,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專人淘米,一個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甚至半數的人都去做飯了。燒硬柴砍樹,不砍茅草,砍了山林。還有其他毛病。好處也可以講個一兩條,說是出工齊。出工齊可以用别的辦法解決嘛!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
  利用工作間隙,劉少奇祭掃了母親的墳墓,并看望了從小一起長大的六姐劉少白。5月9日,他沒有驚動下田勞動的鄉親們,悄然離開了炭子沖。在甯鄉和長沙又停留幾天後,于16日回到北京。
  劉少奇的故鄉之行,給鄉親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人們從中看到了一位共産黨人體察民情、心系群衆的精神和實事求是、有錯必改的襟懷。随着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家鄉的生産和生活有了明顯好轉。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甯鄉縣領導受炭子沖農民的委托,向劉少奇彙報了家鄉的變化,盼望他再回故鄉看看。但直到去世,他再也沒能回到故鄉。
  責任編輯 李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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